罗大佑出道二十多年，其早期的歌曲中包含鲜明的政治意味。罗大佑毕生都在努力用音乐传递人文精神，他说自己是一个“信息的使者”，通过音乐把个体与自然、社会、时代、灾难……等等联系起来。当初在台湾，罗大佑可是批判现实的，他的歌曲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政治号角，他也被称为“音乐教父”。除了台湾的罗大佑，大陆比较有代表性的用歌曲来表达观点的流行歌手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崔健。他们仿佛是在用音乐来表达，来呐喊。

　　不论是中国台湾的罗大佑还是中国大陆的崔健，他们的音乐都对当时年轻一代的政治倾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青少年的政治化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流行文化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独具吸引力，青少年拥抱流行文化的过程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进行积极地“赋义”和“表态”。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吸引青少年群体，在于它传递的思想态度和感情倾向正是青少年渴望表达的和希望呈现的。和主流文化不同，青少年流行文化反映出的参与社会的姿态一般表现为外在的明显冲突或内在的隐性对抗。

　　所谓政治社会化，即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亚文化形态，其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了政治社会化的方法选择。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为社会教化。社会教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基本过程，主要表现为以各种社会组织及社会群体为教育主体的政治教育和观念灌输。在这种方法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当属暗示型教化方法，它将非政治活动赋予政治意义，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暗示型教化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把教化内容与青少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进行有机结合，尤其是备受青少年群体青睐的流行文化。例如，在流行歌曲中嵌入某种政治倾向，融政治教育于网络游戏中。

　　第二，就个体层面来说，流行文化影响了个体内化的效率。个体内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又一个基本过程，指个体习得政治规范、建构政治价值，形成政治态度和实施政治行为的过程。个体内化建立在社会教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又高度依赖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青少年刚刚步入社会，流行文化为其提供了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流行文化提供的语境、话语表述的方式、传达的情绪与政治教化的目的相左或相合，可以激发或抑制青少年接受政治教化的主动性。

　　第三，流行文化影响政治社会化目标的达成。政治社会化的目标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治文化的传承；第二个层面是培养并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流行文化的影响既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教化过程中，又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内化过程中，既影响了社会教化的统一性，又影响了个体内化的积极性。因此，流行文化不仅能影响个体政治人格的成长同时还影响着政治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二、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挑战

　　当代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最大特点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为载体，网购、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皆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之上。

　　网络通信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还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在网络人际交往中，身体不用在场，交往双方是代表身体的IP和符号。在这种技术环境下，社会政治教化彰显出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

　　第一，流行文化的技术载体――网络媒体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青少年群体借助网络可以接触各种信息。由于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些不怀好意的的、虚假的政治信息也会趁虚而入。受制于技术更新迭代的迅速性，传统的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将难以走在网络传播环境的前面。因此，无论是进行事前的审查还是事后的惩罚，都缺乏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有效的行动效果，而且，对于政治认识不够深刻、政治实践匮乏的青少年群体而言，矛盾冲突的政治教化还非常容易造成认知上的界限模糊及行为上的行动障碍。

　　第二，网络传播的交流方式是人机交流，网络人际交往的双方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在此过程中，真实性和确定性往往不在场。在互联网上，用户可以抛却真实身份、利害关系进行信息交流，这种匿名性的交流环境为负面言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青少年群体往用虚拟世界替代真实世界，在思想上极易受到这些负面言论的影响，这将无形中导致政治社会化的异化。

　　流行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往往带着对权威的解构色彩。这种解构其积极意义在于为独立思考、平等、自由等公民人格的养成提供了空间，对促进青少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合理的解构以及颠覆制约着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完成。